《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一、中庸之道的实质

（一）内容简介

万历首辅张居正厉行改革，不惜与整个文官集团为敌，大刀阔斧之下，万历之治景象初现，奈何天寿难永，所谓创业未半，中道崩殂，不外如是。反观首辅申时行，无显著之功，然左右逢源，明哲保身，得以善终。

（二）心得体会

“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这是作者在叙述明代文武官员差异时，对文官特征的概括。尤为引人注目的便是中庸之道四字。中庸之道作为儒家圣贤的处世哲学，千百年来为无数文人墨客所奉行，可在我看来，真正通晓中庸之道的实质并践行之人，寥寥无几。在大多数人看来，中庸之道似乎便是“温和”“平凡”“与世无争”之类的意蕴。倘若当真如此，中庸之道的创始人孔子怎么会在齐国臣子弑君之后，奏请鲁哀公伐齐呢？战争可是最残暴的手段了，若是中庸之道就是温和的与世无争之态，孔子此举不就与之相悖了吗？我们再来看一个公认的论断，即中庸之道便是恰到好处，这一点我与众人看法一致，可这又恰恰印证了我的观点。平和无争之态确实在很多时候都是恰到好处的，比如乱世之后。建立王朝的开国之君往往会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可这绝不是万世通用之策，所谓乱世用重典，不也是恰如其分之策吗？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所谓的“恰到好处之策”是会随着时势而变的，断无亘古不变之态。人生在世，亦是如此，平和待人是君子所为，可惩恶扬善乃至斩妖除魔亦是正道之人所为。中庸之道并没有一种单一而绝对的表现形态，它实质上是一种合乎时宜的理想状态，具体到践行时，它是恰如其分的方式，近代至新中国成立，这种方式叫革命，那时唯有革命是真正合乎时宜的，改良或保守皆是极端；1978年至今，这种方式叫改革，如今再谈革命便又将陷入极端，如今唯有改革是真正合乎时宜的。合乎时宜之策才是对中庸之道真正的践行。

二、“大历史”观

（一）内容简介

万历皇帝虽为九五至尊，却仍受文官集团的种种制约，试图在立储之事上乾纲独断，终成梦幻泡影。一个地狭人稀、内战频繁的岛国竟然可以严重威胁表面上军力强盛、秩序井然的大明王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

（二）心得体会

自始皇帝以来，皇帝一直被视作至高无上的象征，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更是完美彰显了帝王权力之大。在寻常百姓眼中，皇帝似乎是一个生杀予夺、为所欲为的“幸福”之人，可是无数历史真相却告诉我们并非如此。正如书中所谓“她看透了他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际上却既柔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他的母亲，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皇帝实质上是封建时代中央集权的产物，他是一个人，但更是一个国家机构。除少数昏庸暴君之外，断无可真正为所欲为之君。莫说是年少登基，对社稷无尺寸之功的万历皇帝，就是那英明神武、文治武功的唐太宗李世民在施行政令时也不得不顾及各大门阀世家的利益。

“据目击者记载，不论作战或宿营，倭寇的小头目对下级战士能施以极严格的纪律管制”“所以，总结以上的情况，不论官方文件如何强调这一战争是政府的官军围剿海贼，实际上却是中国的外行对付职业化的日本军人”。书中这两段文字简明扼要地展现出明代倭寇的特征，这让我不禁感慨，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明军人多势众，军备整齐，却被一群日本浪人打得节节败退。近代的日本侵略者更是在短短几年之内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无论是明代还是近代，泱泱大国的国防力量在一个区区岛国面前竟显得那般不堪一击。个中缘由，不由令人深思。明代重文轻武，在文官集团掌握绝对权力的体制之下，克扣军饷屡见不鲜，为避免武将擅权，对俞大猷等杰出将领的军事方略置若罔闻，久而久之，军纪涣散，若非杰出将领治下之军，军力和斗志更是荡然无存。反观倭寇，组织严密，军纪严明，上下皆有吞食东南沿海百姓的虎狼之心，相较之下，明军焉有不败之理。近代中国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一个早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又如何与军工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日本相抗呢？然历史之相似，绝不仅限于开端，往往及于过程乃至结局。明代抗击倭寇和近代抗击日本法西斯，终究以我国完胜为结局，除所谓“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之亘古不变真理外，民族精神和人民的力量起到了无可争议的决定性作用。真正无坚不摧的军队绝离不开民族情怀的熏陶和人民力量的支持。

三、公义与私利

（一）内容简介

除模范官僚海瑞能真正做到廉洁自守、一尘不染外，即使是大义凛然的张居正、自命清高的李贽，在维护私利这件事上，亦是概莫能外。

（二）心得体会

“他尊重海瑞，但是也指出海瑞过于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按理说，他们所受到的教养，都要求发扬为公共服务的精神；然而一旦接触实际，这种精神常常只是海上神山，或者干脆销声匿迹。有时他们身上的自私苟且，还远过于不识字的愚氓”这两段话是本书最后章节意蕴至深之言。李贽从不认为那似合法又似非法的收入全然应视作贪污，甚至直言做官的目的本就是名利，所谓绝私欲，为国为民之言，不过是高尚的幌子罢了。而海瑞则认为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一个人如果出于牟利，它可以选择别的职业，农工商皆可，如果为士做官，则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

千百年来，无论何种体制之下，公权力者之贪腐总是屡禁不止。千古命题应运而生，公义与私利可否并存，两者矛盾能否调和？海瑞式的模范官僚认为人不应有阴阳，圣贤之道应贯彻始终，无论何时皆不可有一丝一毫的背离，这种近乎圣贤的理想状态，在我看来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他忽视了人性的本质。私利是先天而来，公义则是后天而生，绝无私利，岂为人乎？而像李贽那样认为做官就是为了名利之辈，则是完全与公权力设立之初衷背道而驰了。

贪腐的产生机理其实极为简单，当一个人掌握的权力远大于自己获取的名利之时，若无超乎常人的思想境界，贪渎之心自会兴起。若要根治贪腐，使私利永远不能与公义相抗衡，非人性之进阶，思想之升华不可，然此二者功成之日，终究遥遥无期。那么在短期之内，我们应该如何遏制贪腐呢？首先，彰显公义的正道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奢望能塑造出所谓大公无私的圣贤，但至少要让青年知晓人与禽兽之差异不在于私欲能力之多少，而全在于公义奉献之有无。其次，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应严密切实，而不流于形式，官员的思想进阶难以速成，那便抓住与私利同为人之本性的畏惧之心，使得一些游走于边界者可悬崖勒马。再者，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点，应当在合法的限度内增强官员的满足感，尤其是掌握一定权力的基层官员，多少基层干部曾经也是满怀理想，立志为人民服务，却为生计所迫，难抵巨利相诱，终落入罪恶深渊。所谓满足感的最低要求至少要让我们的基层干部能够凭借合法的收入养家糊口吧，如若不然，要么是在逼迫他们做圣人，要么就是在逼迫他们做贪官。近年来，我国反腐倡廉成效显著，正是思想教育、权力制约、基本保障三管齐下使然。

四、总评

中庸之道在本书之中着墨寥寥，却仍然引人深思。想来是作者评人叙事之全面客观使然。本书第三章名为“世间再无张居正”，乍看之下，作者对这位享有盛名又颇具争议的万历首辅是持推崇的态度，可令人意外的是，张居正其人在第三章节鲜有真正出场之时，在其他章节更是有“申时行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之类对张居正直接批评的语段，张居正富有争议的私生活更是从不避讳。再看“首辅申时行”章节，作者将一个精通为官之道，左右逢源的封建官僚展现的淋漓尽致，可字里行间却也展现出申时行调和官场阴阳之术的独到智慧。寻常作家在评述历史人物时，若绝无倾向，难免失了魂灵，若倾向过甚，又往往陷入偏执。黄仁宇先生笔法之高妙，便是他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不失倾向而又得享全面，着实令人叹服。

本书的核心主旨，便是黄仁宇先生闻名于世的“大历史”观。所谓“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如此精辟之语，实为我辈奉行之箴言。黄仁宇先生生于军阀混战之时，抗战时曾在报社工作，以纸笔为武器，后又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有过一段短暂的军旅生涯，战后远渡重洋攻读历史学，十余年间相继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人生历程，不可不谓曲折传奇。我想正是这曲折传奇的人生历程使得黄仁宇先生能形成独到的“大历史”观。先生以万历皇帝为缩影，折射出众多封建帝王的悲哀之处，又以明代官场万象引出公义与私利这一千古命题，再以明代抗倭史实，无形之中与近代相印证，千秋笔法，宏大而不失深刻，评古兼而论今，高绝之处，已无以言表。